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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答辩状范文_中国历史_起点网

  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样态,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整体样态上的变化,甚至有某些形态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三个比喻来形容这种整体性的变化,即历史是一条长河、是一个人体、是一棵大树。

  参加本届研讨会,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是会议安排我作发言,深感荣宠。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借此机会表个态,我们《历史研究》编辑部一定全力支持苏区研究,支持在座各位的研究。我不是苏区研究方面的专家,是抱着学习态度来的。翻看了会议论文集,特别感动。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各方面都在宣传、总结,热度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历史学科理所当然也应该对40年来的发展状况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促进历史学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我想从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状况来谈谈苏区研究的前景。

  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样态,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整体样态上的变化,甚至有某些形态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三个比喻来形容这种整体性的变化,即历史是一条长河、是一个人体、是一棵大树。

  既然是一条长河,就必然有主流与支流;既然是一个人体,就必然有骨骼与血肉;既然是一棵大树,就必然有主干与枝叶。相对于前30年,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样态,表现为历史的支系特别发达、血肉空前丰满、枝叶非常茂盛。在历史学家笔下,历史的身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血肉丰满,历史之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枝繁叶茂,历史之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支系发达。这种样态可以说反映在40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像区域史、社会史、环境史、灾害史、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词语史等等的勃兴,乃至历史人类学、华侨史、海洋史、妈祖文化等等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是在与前30年相比较中得出的结论。自然,在前30年,史学家注重的是对历史主流、骨骼、主干的研究。所谓主流、骨骼和主干,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就是历史的性质、形态、结构、阶段性等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以王亚南先生为例,他就是研究历史的主流、主干、骨骼的。王亚南先生是对中国历史看得最深刻最透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这种深刻性与透彻性,现在很难有人超越。重读王先生的论著,今人依然会有震撼感。王亚南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揭示中国历史的结构;通过揭示结构,探寻历史发展的奥秘。历史发展的奥秘,隐藏在社会生活的深处。马克思说,现代历史学的一切进步,都是透过政治形势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所取得的。王亚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去揭示历史的主干、主流和骨骼。我们常说的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尽管他们的许多观点并不一致,但与王亚南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在做同一件事,即探明中国社会性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在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研究遵循和保持着“五老”及王亚南等人的路径,因而呈现出具有那个时期特点的样态。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样态发生了变化。变在哪里?就在于给历史的主流、主干、骨骼增加丰富性。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是最能代表新时期史学发展特点的一个口号,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文章的直接目的,是希望通过“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来改变史学研究整体上“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所以,文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内容”这个词,照通常的解释,是指物件里面所包含的东西;照哲学层面的解释,是指事物内在因素的总和。40年来,史学柜子里面所装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多,内在的要素乃至散装的货物越来越多,这都可以视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结果。在这种思想驱动下,历史的内容也就不再贫乏,历史研究的状况也就不再呈现为“骨感”,而是体现为“丰满”。

  所以,40年来史学发展支系发达、枝繁叶茂、血肉丰满,对此,总体上应给予充分肯定。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试想,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学家笔下,何曾如此丰富!中国有三千年的历史学发展传统,但讲到丰富性,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应是最高峰。

  但是,我们不能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内容过多的结果,是主流、主干、骨骼容易被遮蔽。在空前繁荣的同时,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对历史结构的揭示、对理论的兴趣,也都在淡化。特别是对于构成历史内容的“要素”产能过剩般的生产,必然会伴随着碎片化的、形式主义的、玄学化的倾向发生以及理论思维的弱化。所以,像王亚南先生那样做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以至于我们想阅读一篇王亚南样式的作品,会极感困难。这种情况反映在理论研究领域,会发现前30年历史理论特别发达,但史学理论研究不够,而后40年恰好相反,史学理论非常发达,历史理论发展薄弱。历史理论是针对客观历史进行的理论概括,像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都属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是针对史学研究进行的理论概括,例如怎么研究历史、怎么编写历史、史书的体裁体例,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海登·怀特说,他只研究史学家的成果,不问研究的过程。从文本成果考察,他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是文学、艺术,不是科学。但是,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历史学的科学性,着重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之中。对上述现象,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总之,目前在史学理论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对历史理论的追问。当然,笼统地讲,史学理论包括了历史理论,但作为理论认识,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

  总之,对这40年来史学的整体发展,要充分地肯定,但也要看到其中的问题。问题是伴随着实践而产生的,另有原因,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倡导社会史研究无关。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苏区研究到底属于“主干”还是“枝叶”研究?属于“骨骼”还是“血肉”研究?我认为,两者皆是。苏区研究既是对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又是对历史内容的充分尊重与填充,两者兼而有之。这种状态的研究,是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期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之所以呼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希望历史的主流与支系、主干与枝叶、骨骼与血肉相互增益、协调发展、相得益彰,不流于一偏。苏区研究恰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我认为,应该大力推进苏区研究。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应该有这样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认识。本次会议由史学工作者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联合承办,我认为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蕴含着强烈的隐喻性,可以对之作符号学的分析。显然,苏区研究既属于历史研究,也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说苏区研究既属于历史主干也属于历史支系研究,不妨先从后者的角度看,它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经过多年积累,目前的苏区研究,其广泛、细致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堪称血肉丰满、枝繁叶茂、支系发达。这对于历史学主体的丰富和完满,具有极大的意义。无论中共党史研究,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区域史研究以及区域社会史研究,都由于苏区研究的成果,而变得空前丰富。从建设历史主流、主干、骨骼的角度看,毫无疑问,苏区研究蕴含着重大的历史理论话题,也蕴含着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在苏区研究中,蕴含着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根据,昭示着我们党的整个话语体系之源。总之,苏区是一个坚实的实践的样本,蕴含着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主线,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苏俄的一个实践样本。这个样本搬到中国来,能否行得通?怎样做才能行得通?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支撑。王亚南的研究看似与苏区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关系非常紧密。因为,与“五老”一样,王亚南的研究是在揭示我们党理论话语体系的话语之源,为社会主义前景的合法性、合理性、历史必然性、逻辑必然性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与阐明。在中国,可不可以搞运动?运动在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如何搞?对此,在马克思、列宁那里有一个框架性、普遍性的原则论述。这些论述已经被证明是真理,但真理在和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回答实现它的路径、方法、动力、主体等问题;特别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与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是否具有对应关系。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澄明才能有效回答,而要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又谈何容易。所以,围绕中国的运动,在我们党的老师们那里,也就是在共产国际内部,在那些世界顶级的革命家与理论家之间,竟然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发生于斯大林、布哈林、米夫为首的一派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为首的一派之间,争论的核心议题,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个争论的急迫性在于,在中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与汪精卫已然背叛革命、随时都会死人的情况下,中国的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搞?就是在这种最紧要的关节口上,莫斯科的大理论家与大革命家发生了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亟须澄明,却偏偏澄明不了。理论问题与实践过程是一体的,要给以明确、科学的回答,仅靠理论论述是不够的,还要经过实践的过程来予以检验。史实表明,这些重大问题,伴随着苏区历史的全过程,是极其折腾人、折磨人的。结果,中共的苏维埃革命,用血与火的实践,提供了这种理论上的证明,最后给出了一个澄明的理论,得出一个莫斯科的老师们给不出的答案,并且靠这个答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答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中共苏维埃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历史主干、主流、骨骼问题,具有实实在在的联系。我们应该通过对苏区的研究,更加充分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曲折过程。这样的研究,属于将历史和理论联系起来的研究。

  “苏维埃”这个概念,是舶来品。要搞清楚这个概念的意蕴,必须彻底了解共产国际的理论体系。我们要不断追问,苏维埃革命成功在理论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蕴?如果它失败了,又意味着什么?在国外,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苏维埃革命成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不成立;如果苏维埃革命失败,反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成立。如此一来,“苏维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了对立的命题。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在这里面做文章,包括苏区革命过程的曲折性、不幸事件等等,牵动苏区人民的感情,用以达到某种学术以外的目的。其实,像苏区革命这样宏大的历史过程,要它一帆风顺地发展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无论历史进程怎样曲折,但历史的主流、主线、归宿是清晰的,即经历苏维埃革命之后,到延安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思想。“飞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思想与苏维埃革命的关系,苏维埃革命为思想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怎样的准备?提供了哪些背景?经历了哪些曲折?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属于历史主干、主流、骨骼的研究。纵然其中包含着微观研究,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蕴含着宏观价值。思想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观点,这个总观点吸收了社会史大论战的成果,但在实践上,苏维埃革命对这一理论也具有巨大贡献,对此,需要作深入研究。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过程,苏区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课。中国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苏区研究中蕴含着历史的根据、理论的依据以及丰富而艰辛的内容。那时候,有人质问:山沟里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吗?现在很多人把这种质问当笑话,但是,人们忘记了,这种质问以及对质问的回答,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内容、理论内容、理论意涵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价值。

  总而言之,中共苏维埃革命和苏区研究,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研究价值,而且蕴含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大的基础性作用。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呼吁要大力加强苏区研究,把这项研究做强做大,做成一门全国近代史学界都来参与的学问。目前,有很多年轻学者热衷于苏区研究,这是一个喜人的现象,相信他们在未来四十年内会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领潮者。我们希望通过苏区研究,能够更加立体化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内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资源。

  (本文系由作者在“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2018年6月)上的大会发言整理扩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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