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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博网址_中国历史_起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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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顾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发生的.例如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麦、大麦种植和绵羊、山羊的伺养的经济基础,发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亚的以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影响,分别在尼罗河和印度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为主的谷物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那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以小米的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这个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几个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采集、狩猎经济的基础上不能产生文明?为什么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后面当然也有这样的文明)发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农业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观察(在野生阶段就采集食用),对这些谷物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可食性的认识,一个是耐储藏的特性的认识.这就区别于薯芋等的栽培.至于薯芋的栽培问题,在考古学上很难证明,完全是一个设想,而且无法储藏,也看不出对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影响.而种植谷物,对土壤要有认识.对土壤的肥力要有认识,对水温有所认识,对季节有所认识,既然要栽培农作物,还要制造相应的农具.种植的农具,收获的农具,加工谷物的农具,然后,谷类食物做饭吃时,还得有炊具.这套东西整个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谷类的生长期,一年一个轮回,它的周期起码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种短期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计划.这样就使文化本身复杂化.有积攒,有经验的积累;同时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较大的集体,单个人很难去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定居.所以,我们看到农业村落远远比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积厚得多,也就是稳定得多.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稳定聚居在一个地方,而且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他们相互之间会不断交流经验,加速了文化的积累,从而也加速了文化的发展.所以,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类作物农业(不是一般的种植的农业)为基础产生了几个古代文明.这种说法是好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总结出来的.

  现在的谷类作物里面,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小麦,一种是大米.在大米这种谷类作物农业的基础上产生过文明吗?过去是问号,要寻求答案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现在是全世界稻米产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在长江流域有没有自身产生文明的土壤?还是说只有等中原文明传播到长江流域,或者说影响到长江流域,之后才产生了文明?这是摆在考古学者,历史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由于前些年在长江流域很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发现,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国文明发展时,不能仅仅是中原中心论,这个文明的发生,如果从多源的角度来考虑,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个多源里,当然包括长江流域.我个人觉得,稻作农业对文明产生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它同旱地农业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更差.因为稻作农业,基本上是水田农业.水田农业要求把田块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没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农业地不平也可以种植.水田则不行,而且搞平田块后还得在周围筑田埂,用来关水,水不流掉,天旱时,还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涝时,还得想法排水,还得有排灌系统.由于水田必须要有灌溉,这种灌溉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块旱地,种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减得很快.所以就必须轮种.《诗经》里不是讲到“菑、新、畲”吗?要轮种,否则产量则要降低.而水田,长江流域的水田,种了几千年,现在还非常高产,袁隆平院士得了大奖,也就是在这块土壤上做出来的,而且还能不断的高产.由于是这样,这个农田,投入了那么多人力,农民一般不会轻易舍去.所以,水田农业的农民,更加固定在土地上,就是稳定性更大.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这样更有利于文化的积累.由于对土地的加工,需要更加精细.这样就养成一种素养 ,就是使这些农人注意精耕细作,事情搞得很细.这种素养带到一些手工业上,就会使一些手工业制品做得非常精巧.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他们制做的陶器、玉器与北方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样,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窑也很大,很有气派,但质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制做精巧.几千年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水土有关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础上产生一种经济,然后在这个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稻作农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在它的基础上完全有条件产生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这些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许多遗存,大家都很关注,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候,都提到这些文化,这些文化中并没有青铜器,只有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如制造玉器、丝绸等.但谁也不否认,它是在走向文明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只不过是对它究竟是否已经进入文明了,还是只走到文明的门槛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稻作农业是可以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文明的.

  长江流域有三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长江中游,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从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一万多年前就有稻作农业的萌芽了,后来到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经过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业也已相当发达,就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了,这些文化构成一个系统,以后的楚文化与这些文化暂时连不上,中间有缺环.但是它的深层的背景,还是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从中原或是从其它地方过去的,但做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应当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二是长江下游.这里从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发展系统非常清楚.至于马家滨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从这些文化看来,已构成一个系统.以后发展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不管受别的地区的影响多大,也应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间还有缺环.以后发展到吴越文化.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也很清楚,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发展中心,以后成为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是四川一带,过去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宝墩村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发现,知道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的很高了.接着产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后就是巴蜀文化.所以,这个系统也是很清楚的.

  这几个系统的文化,是不是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传过去的呢?完全看不出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是有影响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文化中心和这几个地区走向文明的过程,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立的,不是从外面传过去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也产过原生文明 .但这几个中心之间也还有些亚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带,跟长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样,跟长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区比,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认为它们是亚中心.这样,在长江流域的这些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但这些文明中心,我们怎么看,它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什么关系呢?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长江文明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对来讲叫黄河文明,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我觉得,我们最近一些年,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过去张光直用一个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情况,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我觉得他们都很贴切地概括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态势.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有56个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统一的这么个民族、这么个文化吗?

  环顾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发生的.例如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麦、大麦种植和绵羊、山羊的伺养的经济基础,发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亚的以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影响,分别在尼罗河和印度河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为主的谷物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那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以小米的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这个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几个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采集、狩猎经济的基础上不能产生文明?为什么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后面当然也有这样的文明)发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农业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观察(在野生阶段就采集食用),对这些谷物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可食性的认识,一个是耐储藏的特性的认识.这就区别于薯芋等的栽培.至于薯芋的栽培问题,在考古学上很难证明,完全是一个设想,而且无法储藏,也看不出对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影响.而种植谷物,对土壤要有认识.对土壤的肥力要有认识,对水温有所认识,对季节有所认识,既然要栽培农作物,还要制造相应的农具.种植的农具,收获的农具,加工谷物的农具,然后,谷类食物做饭吃时,还得有炊具.这套东西整个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谷类的生长期,一年一个轮回,它的周期起码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种短期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计划.这样就使文化本身复杂化.有积攒,有经验的积累;同时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较大的集体,单个人很难去从事农业生产;还必须定居.所以,我们看到农业村落远远比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积厚得多,也就是稳定得多.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稳定聚居在一个地方,而且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他们相互之间会不断交流经验,加速了文化的积累,从而也加速了文化的发展.所以,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类作物农业(不是一般的种植的农业)为基础产生了几个古代文明.这种说法是好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总结出来的.

  现在的谷类作物里面,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小麦,一种是大米.在大米这种谷类作物农业的基础上产生过文明吗?过去是问号,要寻求答案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现在是全世界稻米产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在长江流域有没有自身产生文明的土壤?还是说只有等中原文明传播到长江流域,或者说影响到长江流域,之后才产生了文明?这是摆在考古学者,历史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由于前些年在长江流域很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发现,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国文明发展时,不能仅仅是中原中心论,这个文明的发生,如果从多源的角度来考虑,可能更符合事实.那个多源里,当然包括长江流域.我个人觉得,稻作农业对文明产生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它同旱地农业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更差.因为稻作农业,基本上是水田农业.水田农业要求把田块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没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农业地不平也可以种植.水田则不行,而且搞平田块后还得在周围筑田埂,用来关水,水不流掉,天旱时,还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涝时,还得想法排水,还得有排灌系统.由于水田必须要有灌溉,这种灌溉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块旱地,种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减得很快.所以就必须轮种.《诗经》里不是讲到“菑、新、畲”吗?要轮种,否则产量则要降低.而水田,长江流域的水田,种了几千年,现在还非常高产,袁隆平院士得了大奖,也就是在这块土壤上做出来的,而且还能不断的高产.由于是这样,这个农田,投入了那么多人力,农民一般不会轻易舍去.所以,水田农业的农民,更加固定在土地上,就是稳定性更大.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这样更有利于文化的积累.由于对土地的加工,需要更加精细.这样就养成一种素养 ,就是使这些农人注意精耕细作,事情搞得很细.这种素养带到一些手工业上,就会使一些手工业制品做得非常精巧.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他们制做的陶器、玉器与北方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样,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窑也很大,很有气派,但质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制做精巧.几千年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水土有关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础上产生一种经济,然后在这个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稻作农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在它的基础上完全有条件产生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这些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许多遗存,大家都很关注,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候,都提到这些文化,这些文化中并没有青铜器,只有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如制造玉器、丝绸等.但谁也不否认,它是在走向文明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只不过是对它究竟是否已经进入文明了,还是只走到文明的门槛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稻作农业是可以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文明的.

  长江流域有三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长江中游,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从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一万多年前就有稻作农业的萌芽了,后来到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经过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岭文化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业也已相当发达,就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了,这些文化构成一个系统,以后的楚文化与这些文化暂时连不上,中间有缺环.但是它的深层的背景,还是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从中原或是从其它地方过去的,但做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应当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二是长江下游.这里从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发展系统非常清楚.至于马家滨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从这些文化看来,已构成一个系统.以后发展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不管受别的地区的影响多大,也应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间还有缺环.以后发展到吴越文化.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也很清楚,它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发展中心,以后成为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是四川一带,过去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宝墩村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发现,知道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那里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的很高了.接着产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后就是巴蜀文化.所以,这个系统也是很清楚的.

  这几个系统的文化,是不是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传过去的呢?完全看不出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是有影响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文化中心和这几个地区走向文明的过程,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立的,不是从外面传过去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也产过原生文明 .但这几个中心之间也还有些亚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带,跟长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样,跟长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区比,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认为它们是亚中心.这样,在长江流域的这些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但这些文明中心,我们怎么看,它与黄河流域的文明是什么关系呢?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长江文明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对来讲叫黄河文明,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我觉得,我们最近一些年,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过去张光直用一个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情况,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我觉得他们都很贴切地概括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态势.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有56个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统一的这么个民族、这么个文化吗?

  那么,我为什么不同意叫长江文明呢?原因就是,既然叫长江文明,它一定是有一个可以概括出长江文明有哪几个特点,它与黄河文明或别的文明有什么不同.我们比较一下.如长江下游地区几个早期的文化吧,马家滨、崧泽、良渚文化也好,与长江中游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比,当然有不少关系,但这个关系密切的程度远不如它与山东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密切.至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与成都平原地区的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的关系,也远不如这些文化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密切.所以,这样划一个圈,将关系不密切的划在一个整体,而将关系密切的又划开,显然说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不存在长江文明这个概念.只有长江地区的文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长江流域的多个文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又是一个整体,就是多元一体.这个整体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如我们讲商周时期的很多玉器,玉器上的玉琮、玉璧、玉璜等很多,不是说良渚很发达吗?中国早期的玉器中心有两个,一个是红山文化,一个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前也有一些,但没良渚文化发达)商周玉器主要不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在黄河流域,山东有一些玉器,但不多,中原地区很少有玉器.尽管是究竟怎么受良渚文化影响的,路线不清,时间也不衔接,但良渚的玉器对商周的玉器,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又比如商周青铜器上的雷纹、饕餮纹,这些纹饰,在良渚文化中就有,但是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中,基本不见.还有中国文明中的丝绸,在长江流域发生最早,也最发达,在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蚕的形象的雕刻,在良渚文化里,既发现了绢片,也发现了丝带.良渚文化的大墓,其实有许多丝织品随葬.但是采集不起来了.所以丝绸也是长江流域的下游最发达.中国又是瓷国.瓷器在哪里最先发生呢?还是长江流域,因为与瓷器关系密切的白陶首先在长江流域发生的.然后,最早的所谓的原始青瓷,也是在长江流域发生.到现在,中国瓷器做得最好的瓷窑也在长江流域.比如漆器,在河姆渡就发现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有许多漂亮漆器(现在没有修复起来),这都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里面,最早出现的闪耀着文明光芒的物质文化遗存,最早发生在长江流域.同时,也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

  所以,讲中国早期文明,不能只讲黄河流域,只讲中原文明,至少还要讲到长江.割裂开来说长江文明、黄河文明都讲不通,两者是多元而又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流域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道理,现在不妨再提一下,就是商周文明有的先生叫做“鼎鬲文化”,翦伯赞先生就这样认为.商周文化中,鼎鬲两种器物占重要地位,我们从新石器文化中看,鬲主要发现在黄河流域,鼎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当然商周的扩张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去的,长江流域成为被征服者,但有意思的是,被征服民族文化中的成份--鼎,后来成为商周的礼器.而鬲原本是自己的东西,反而成为一般的生活用器.这样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的文化.原来有鬲的地方有的无鼎或少有,原来有鼎的地方基本上无鬲,到商周时合流了,成为一种鼎鬲文化.这件事形象的表明了中国的文化,由多源逐步走向一体或一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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