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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真人_起点服务

  唐玄宗设靖安司,统摄整个西都贼事策防的机构,凌驾于诸署之上,名字取自“戡乱平镇曰靖,四方无事曰安”。

  靖安司储存了当时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机构的机密要件,并且汇集了大量擅长计算和推理的精英。这和今天各地设立的大数据管理局,异曲同工。

  剧中神乎其神的“大案牍术”,说白了,就是对档案的挖掘分析。比如张小敬被挑选出来保卫长安,以及反派人物龙波被查出,都是唐朝版的大数据分析。

  在春秋首霸的齐国,国相管仲就喜欢用数字说话。在他的治国七法中,“正、象、法、化、决塞、心算、计数”都很重要。他说,一个政府,“不知计数不可”。他要求所有的行政长官,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也就是向辖区做社会调查。为此,他设计了70多个“调查提纲”,涉及社会方方面面,而且都要求有翔实的数字说明。

  秦国最后能统一六国,也和它对数据的重视分不开。商鞅变法开启了秦国强盛之门。商鞅仅关于人户登录的就有十三项指标,包括境内仓口数、人口总数、壮男数、壮女数、病弱数、老人数、官员数、士子数、“以言说取食者”数、商贾数、 马数、牛数、刍草数。

  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掌握国情国势的极端重要性,为每个君主所深知。这一点,在日后每个王朝肇始之初,也都被高度重视。可以说,王朝的没落,都是从数据的失真开始的。

  古代中国,囿于疆土之广大,人民之众多,统治者只能“以德治国”。当千里之外某地的天灾人祸传到朝堂之上时,起码已经过去了数天之久。等到想出对策,再下达到当地,又过去了十天半月,那时早已形势易转。

  所以历朝历代都靠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用一种无形的秩序,来约束人心,以使社会稳定。

  地方官们理政也不是靠法律,他们靠的是乡绅。族有族规,村有村条,族长村长靠自己的威望就把矛盾化解了。

  既然国家是这样运行的,那么多一点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多聪明人,包括一些明君名臣,都看出这一点了,但他们无力改变。所以郑板桥说,难得糊涂。

  两三百年一过,内忧外患苦苦相逼,各种问题堆积如山,这时即使有心改革,但也无力回天了。最后,只能改朝换代。

  反观美国的强大,则是和重视数据分不开的。以人口普查为基础,美国的建国者用数据分权,调和了民主与共和的矛盾,也创新了人口普查的方法。美国议员的席位,要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各州缴纳的税收也要按人口来分摊,权利和义务得以互相制约。更重要的是,因为涉及国家权力的分配,传统人口普查中国家和个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对抗,也转变成了合作关系。直至今天,很多非民主国家仍无法用这种方法来普查人口。

  孙中山有思想有目标有气魄,但对于数字,他毫无概念。连有多少党员,他也是一脑子浆糊。据说有几万党员,但登记在册的只有几千。这可是他一手创建的党啊,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最大根基。

  抗战时,政府败退到重庆。抗战前夕,中国国家预算是12.5亿元。以当时汇率计算,折合4亿美金。这点钱,本来就不够看的。当时中国经济的主要依靠沿海一带,战争爆发后,通商口岸城市全部被日本控制,外贸主要靠新疆和滇缅通道,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

  又要维持官僚系统,又要派兵打战,政府只好朝内陆乡村收税。可是,税务官们傻眼了。征税的依据是户籍和土地数量,可是很多地方的户籍和土地资料竟然还是明朝初期的,这税还怎么收?

  此时,美国已经开始研究了,也已立国二十余年,但它的组织和数据管理能力,和明清政府,没有本质分别。

  “事无大小,员均不厌其详一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对人的工作大为叹服。

  是大数据的忠实信徒。从红军带兵时起,他身上就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

  1948年辽沈战役,每天都听取军情汇报。他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缴获尚能使用的汽车,也要分出大小和类别。

  他抛出三个问题: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为什么在那里俘虏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

  等不及别人回答,已大步走向地图,指着一个点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指挥所就在这里!”

  头脑中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当差异出现时,他会迅速将信息集中、提炼,并加以判断。最后果然不出他所料,廖耀湘集团精心隐蔽的指挥部就在所指的方位,廖耀湘本人也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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