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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①革命文物:指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年至1919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至1949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有关遗物

  ②历史文物:历代的石器、玉器、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属器、骨角器、漆器和砖瓦、石刻、织绣、玺印、书画、舆图、货币、徽章、文献、拓片以及纸笔墨砚、钟表、眼镜、景泰蓝、下班器皿、名遗照片等

  ③民族文物:指近现代国内少数民族文物。1840年以前的古代少数民族文物归入历史文物类

  ④外国文物:指古代、近代和现代由外国传入中国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1958年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宫的金翼善冠。中国现存最为精致的帝王皇冠,其细金工艺登峰造极。该冠由前屋、后山、角(俗称纱帽翅)三个部分组成。此冠以极细的金丝编织得天衣无缝,空眼均匀。精美绝伦,气势雄浑,充分表现出封建帝王用器的庄严肃穆气氛,堪称中国明代金银细工高超技艺的杰作。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金双龙钮“天子之宝”方形玺。该玺上有满文“天子之宝”阳文篆书,附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别用满汉文刻“天子之宝匮”。原紫禁城交泰殿在乾隆初年收藏39方宝玺,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御宝总数定为25方。从剩下的14方中又选出10方,这10方宝文有的与25宝文重复,或者是清初诸帝使用过,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作用,所以乾隆帝非常重视,将“十宝”存于盛京(今沈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国出兵东北,盛京告急。“十宝”同其他国宝被送往承德避暑山庄,民国时送回北京。这方宝玺就是“十宝”之一。

  西周时期的伯矩鬲。鬲为古代炊具,此为燕国贵族伯矩所属。有盖,口沿外折,方唇,束颈,直立耳,蹄足,足跟部呈袋状。此鬲造型别致,工艺复杂,以高浮雕修饰,在西周早期器物中十分少见,充分反映出西周早期燕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清乾隆年间的铜胎鎏金掐丝珐琅三足香炉。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表作,用于宫廷陈设。器身通体施天蓝色珐琅釉,彩色缠枝莲间饰万寿团花,以铜镀金象首为足、耳。该器寓意太平吉祥。

  现代作品白玉东方巨龙花薰。花薰共分为两个部分,盖钮为一条昂首盘龙;花薰盖部镂雕百花纹样,四个开光内分别雕有祖冲之、张衡、僧一行、李时珍之像。用料讲究大气、富丽典雅,为现代玉雕作品中的精品。该器物由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特级艺术大师夏长馨雕刻完成,曾长期陈设在人民大会堂的毛主席休息厅内,后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这座高65厘米的观音像,是现存元代最出色的青白釉瓷塑人物造型艺术品。此尊塑像头戴宝冠,广额丰颐,神态庄肃,气质高雅。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手放在右膝上,姿态自然优美。这种姿势的观音一般称水月观音。

  明代景德镇窑青花海水白龙纹天球瓶。此瓶是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瓷器中的代表作,由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圆口、长颈、圆腹、平底,颈部用青花饰以卷草纹一道,瓶腹饰满青花海水纹,在汹涌起伏的波涛之间,两侧各有一条白龙。此器独特之处在于以青花绘大面积海水纹,以暗刻工艺留白做龙纹,制作复杂,工艺繁缛。

  西汉虎牛铜案。西汉时期滇国贵族盛放祭品的礼器。此件虎牛铜案造型别具一格。牛头巨大而前伸,双角向前,项颈肥壮;设计者为处理由于沉重的牛头给整个铜案带来的不平衡感,在牛尾一端,特意连铸了一只紧紧咬住牛尾的猛虎。它是云南青铜文化中的艺术珍品,反映了古滇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技术和艺术成就。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

  特征:浑然一体。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动静结合。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兵马俑(TerracottaArmy;Terra-cottaFigures;soldierandhorsefigures)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古代实行人殉,奴隶是奴隶主生前的附属品,奴隶主死后奴隶要为奴隶主陪葬,是殉葬品。兵马俑即制成兵马(战车、战马、士兵)形状的殉葬品。

  兵马俑多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不到十秒钟瞬间消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德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此罐高27.5cm,径宽33cm,素底宽圈足,直口短颈,唇口稍厚,溜肩圆腹,肩以下渐广,至腹部下渐收,至底微撇。

  使用进口钴料绘出青花纹饰,共分四层,一层颈部饰水波纹,二层肩部饰缠枝牡丹,三层腹部为“鬼谷子下山”主题纹饰,四层下部为变形莲瓣纹内绘琛宝,俗称“八大码”。主题画面描述了孙膑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答应下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膑和独孤陈的故事。鬼谷子端坐在一虎一豹拉的车中,身体微微前倾,神态自若,超凡如仙,表现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神态,车前两个步卒手持长矛开道,一位青年将军英姿勃发,纵马而行,手擎战旗,上书“鬼谷”二字,苏代骑马殿后。一行人与山色树石构成了一幅壮观而又优美的山水人物画卷。整个青花纹饰呈色浓艳,画面饱满,疏密有致,主次分明,浑然一体。人物刻画流畅自然,神韵十足,山石皴染酣畅淋漓,笔笔精到,十分完美,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的:“元代瓷器‘精者颇精’”。

  “鬼谷下山”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燕国和齐国交战,为齐国效命的孙膑为敌方所擒,他的师傅鬼谷子前往营救,率领众人一行下山。元代青花人物罐“鬼谷下山”描绘的便是鬼谷子下山的情景:鬼谷子坐在由狮虎共拉的两轮车上,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穿着武官衣服打了一面旗写有“鬼谷”两字。

  鬼谷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谋略家,最后他教出了孙膑、庞涓、苏秦及张仪等高徒。鬼谷子特别钟爱为人诚恳真挚的孙膑,将自己毕生绝学倾囊相授给孙膑。

  庞涓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学的也是兵法。有一次庞涓听说魏国花高价钱纳贤,他动了心要去魏国做官。鬼谷子有宿命通功能,早已知道,就对庞涓说,你出去摘一朵花来给我,庞涓就摘一朵小花拿过去,鬼谷子一看这朵花叫“马兜铃”,这种花一开十二朵,他告诫庞涓,这暗预你享受十二年富贵,这花是采于鬼谷,见日而萎,就是看到日光就枯萎了,鬼旁加一个委字正好是一个“魏”,魏国的魏,他说你一定和魏国有缘。鬼谷子又告诫庞涓不能够欺骗别人,如果你要骗别人的话,那以后你要上别人的大当,最后他就送给庞涓八个字:“遇羊而荣,遇马而卒。”后来庞涓不听鬼谷子的话,出于妒嫉,他不但欺骗孙膑,还残酷迫害他。结果最后自己上了孙膑的当,在马陵道被万剑穿身而死,遭到了恶报。元青花瓷器属于奇货可居。在存世甚少的元青花瓷器中,绘有人物故事题材的更是凤毛麟角。

  目前,像“鬼谷子下山”图罐这样绘有人物故事的元青花罐,所知传世者仅有8件。即:东京出光美术馆藏“昭君出塞”罐(高28.4cm)、裴格瑟斯基金会藏“三顾茅庐”罐(高27.6cm)、安宅美术馆旧藏“周亚夫屯细柳营”罐(高27.7cm)、美国波士顿馆藏“尉迟恭救主”罐(高27.8cm)、亚洲一私人收藏家藏的“西厢记焚香”罐(高28cm)、万野美术馆藏“百花亭”罐(高26.7cm),外加台湾王定乾先生拍得的“锦香亭”罐和英国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兹先生拍得的“鬼谷子下山”罐。

  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锦香亭”图罐以4716万港元成交,将落户仙妮蕾德董事长陈得福在美国开设的陈氏博物馆。“锦香亭”罐上讲述的是“孟月梅写恨锦香亭”的曲折爱情故事,本身就十分诱人,加上工匠们精湛的画艺、施以上等青料,更为故事平添了几分色彩。此罐以庭院为背景,绘以戏曲故事,无论亭台、花草树木,或是人物,都栩栩如生,极为传神,充分显示出元代画工的高超技艺,弥足珍贵,而且与“鬼谷子下山”图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两件器物除了高度、直径一样外,其颈部所绘的水波纹相似,肩部所绘的牡丹纹也基本一样。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锦香亭”罐的绘工比“鬼谷子下山”更为精细。那么,为什么“锦香亭”图罐只拍出“鬼谷子下山”图罐的1/4?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鬼谷子下山”图罐主题纹饰中的人物故事题材的少见和奇特。

  题材的奇特之处更重要地体现在画面故事中的主角——鬼谷子身上。鬼谷子在历史上说法不一,始终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确有鬼谷子其人。鬼谷子是战国中期楚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他早年周游列国,长于辞令,善于出谋划策,欲求闻达于诸侯,但因时运不济,仕途不显。后为成就纵横一家之言,独立门派,他隐居鬼谷,著书立说,广收弟子,因材施教。其隐居之处名曰“鬼谷”,因自号鬼谷子,人亦称鬼谷先生。当然这“鬼”非指鬼邪奸诈,而是指奇绝幽秘,智慧超人。

  鬼谷子学识渊博,具有政治、军事、外交、天文、地理、数术等多种才能,既是一位隐士,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谋略家和教育家。他在实用主义总原则下对当时百家争鸣的各种学说流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展我所长。相传鬼谷子有弟子500余人,其中不乏功成名就、出将入相者。战国时期杰出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毛遂及著名军事家孙膑、庞涓、尉缭子等皆是其门下高徒。鬼谷子系统总结了战国时代游说之士从事纵横外交、出谋划策的理论、策略和方法,集纵横术(即外交游说学说)之大成,编著写成《鬼谷子》一书,成为纵横家经典著作。经由苏秦、张仪等用之实践,建功立业,终使鬼谷子纵横学说名显当世。鬼谷子因此被尊称为纵横家鼻祖。同时,鬼谷子的另两名高徒孙膑、庞涓则深得兵学玄要,学成出山后成为一代名将,尤其是孙膑继承祖传《孙子兵法》写就《孙膑兵法》,在中国军事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鬼谷子因此又被尊称为兵家之祖。

  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视作“帝王之说”的鬼谷子纵横学说备遭贬抑,乃至禁绝。但鬼谷子学说以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千百年来流传不绝,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地受到了被极褒和被极贬同时并存的非常待遇。褒之者称其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智谋宝典”,贬之者骂其为“险猾之术”、“妄言乱世”、“蛇鼠之智”。鬼谷子生时为隐士,死后遭贬抑,后来逐渐被神化成仙。道教尊其为王禅老祖,而在民间传说中他更成了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得道真仙了。看相的、算命的也都拉鬼谷子为祖师。鬼谷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位由真实人物转化为宗教人物和神话传说人物的典型代表。

  作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鬼谷子学说很早就名传海外,深受推崇。德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道:“鬼谷子的察人之明、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合纵连横的艺术)的掌握,必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认为鬼谷子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怀疑论者”。日本现代学者、企业家大桥武夫把鬼谷子智谋运用到企业管理与经营活动当中,认为《鬼谷子》是关于国际谋略的最早论著。在日本以及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还设有鬼谷子纵横术研究院,研究介绍鬼谷子纵横谋略思想等等。

  画面故事中的另一主角—苏代也是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人物。苏代是苏秦的弟弟,洛阳人,名声没有他哥哥显赫,但也是一位出色的纵横家。后世人人皆知的成语“鹬蚌相争”的故事以及“借光”一词,均与他有关。苏代听说赵国将要攻打燕国,他替燕国当说客到赵国去劝阻。苏代见到赵惠文王后,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自己从燕国来赵国途中,经过易水(今河北省中部的一条河,流经易县)时,看到一只蚌张开蚌壳,正在晒太阳,忽然飞来一只常在水边觅食小鱼、贝壳的鹬鸟,伸出细长的喙去啄蚌肉。蚌迅速把壳合拢,将鹬鸟的长喙紧紧地夹住。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会被晒死。蚌说,我今天不放你,明天还不放你,你就会被憋死。双方相持不下,这时来了一个打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都捉了起来。苏代生动形象的比喻,使赵王放弃了攻打燕国的打算。这就是著名的成语“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由来,至今还被人们常常引用。“借光”这个词由来已久。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秦国将军甘茂对苏代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条江边住着不少人家,有一位姑娘家境贫寒,买不起灯烛,便想和别的姑娘们凑到一起做针线活儿。姑娘们嫌弃她,拒绝她来。这位姑娘就说,我可以每晚都先来,打扫卫生,铺设坐席,为大家提供方便,让大家一来就能舒适地做活,反正你们的灯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听后,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便把她留下了。苏秦死后,苏秦的弟弟苏代继承了苏秦的事业,开始活跃在战国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亦名显诸侯。

  以鬼谷子为鼻祖的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文人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以至以鬼谷子等纵横家为主题形象的古代艺术品也非常罕见。鬼谷子的形象出现在元青花瓷器上,是和元代的社会思想特征有密切关系的。

  鬼谷子的纵横思想学说符合春秋战国变革的历史大趋势,即由分裂走向统一。鬼谷子认为在国家分裂时期,臣下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鬼谷子·忤合篇》说:“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转化之,然后以之求合。”鬼谷子的这种思想正好符合了元代蒙古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元史·地理志》称元王朝统一海内,其疆域为“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由于疆域辽阔,多民族融合其中。元朝统治者初期力图推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甚至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以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后来虽然渐兴文治,信用儒术,但对诸子百家思想,对诸如道、佛、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也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并不像汉以后各朝代汉族统治集团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是蒙古人统治的开放性社会,当时中外交通,海外贸易都非常发达,各大城市里不仅有波斯、阿拉伯商人,还有不少欧洲和非洲的商人。特别是元代瓷器大量外销,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较详细地记载了元代瓷器的外销。马克·波罗在他的《马克·波罗游记》中描述元朝宫廷生活用具的色泽时写道:“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成品。”由此可见元代宫廷不大使用瓷器,所以贡瓷就非常少了。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大量精美的瓷器远销海外。民族融合、兼容并蓄、对外开放导致了元代社会在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十分活跃,所以诸如鬼谷子、苏代这样被历代正统文人学者和汉族社会伦理道德所摒弃的纵横家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精美的外销瓷器上。

  鬼谷子其人忽隐忽现,其书时有时无,其誉或褒或贬,自古神秘莫测。以其故事为图案的青花瓷罐如今赫然现世,其精美独特令今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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